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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COVID-19大流行开始以来，已经确定了许多导致严重疾病的风险因素。尽管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但尚不清楚风湿疾病患者，特别是那些接受DMARDs治疗的患者，是否存在感染SARS-CoV-2或严重COVID-19疾病的风险增加。

2020年12月，发表于风湿领域权威杂志《Nature Reviews Rheumatology》（影响因子IF：16.625）的一篇年度综述，概述了风湿病与COVID-19的流行病学和结果。

关键点

1.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或银屑病患者合并分析时，与没有这些疾病的患者相比，COVID-19的死亡风险可能略有增加，尽管疾病活动和治疗在风险评估中的作用未被考虑在内。

2.用细胞因子抑制剂治疗可以降低SARS-SoV-2感染的风险（通过SARS-CoV-2抗体的发展来衡量），尽管这种保护作用的机制尚不清楚。

3.长期中或高剂量(每日≥10毫克强的松龙或同等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与重症COVID-19住院相关。

资讯全文

截至2020年12月15日，由SARS-CoV-2感染引起的COVID-19大流行在全球已有7100多万确诊病例和160多万死亡病例，尽管全球的真实病例数量尚未可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COVID-19将导致轻度至中度流感样疾病，其特征包括发烧、咳嗽、味觉和嗅觉丧失等症状；然而，对于一些患者来说，这种疾病表现为严重和侵袭性的形式，需要住院和通气支持，并可能导致死亡。目前尚不清楚既往患有免疫介导炎性疾病(IMIDs)(如风湿性疾病)的患者是否存在更高的感染SARS-CoV-2或发生严重COVID-19后果的风险。在过去6个月里，一系列风湿性疾病患者的病例和COVID-19的报道数量空前；在2020年年度回顾评论中，我们重点介绍了在此期间大流行中发表的三项较大的研究，这些研究提高了我们对该人群中COVID-19风险的认识(图1)。这张图表显示了Gianfrancesco等人报告的COVID-19全球风湿病联盟国际医师注册记录的600名风湿病患者的数据。使用多变量调整逻辑回归估计各种因素和住院几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以95%可信区间的优势比(ORs)报告。

Williamson等人利用新的OpenSAFELY电子平台的数据，分析了大流行前3个月10926例COVID-19相关死亡(占研究人群的0.06%)的相关因素，该平台拥有英格兰约1700万成年人的初级医疗护理记录。他们观察到，被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RA)、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或银屑病的人(合计占研究人群的5.1%)与没有这些诊断之一的人相比，死于COVID-19的可能性(略)更高；在考虑到年龄、性别、种族、社会剥夺和存在其他慢性健康状况的变化后，这一发现仍然存在(校正后的HR 1.19；95%可信区间1.11-1.27)。这种发现很重要，但由于缺乏对个体疾病的更具体的了解而受到限制，这是初级医疗数据的普遍局限性。风湿性疾病的异质性很高，因此需要进一步了解当前疾病活动水平、与疾病相关的特定合并症以及最关键的是使用糖皮质激素和/或DMARD，它们本身都是严重感染的危险因素，需要进一步了解是什么导致了COVID-19相关死亡风险的增加。研究人员也无法获得关于人群中SARS-CoV-2感染流行率的数据，因此尚不清楚患有这些疾病的患者感染风险是否增加，或感染后死亡的风险是否增加。尽管很诱人，但应避免对OpenSAFELY发现进行因果解释。

DMARDs在COVID-19的临床表现、严重程度甚至管理方面的潜在作用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在大流行开始时，羟氯喹被吹捧用于COVID-19的预防和治疗，但随后的临床试验没有发现任何益处。许多细胞因子（如TNF和IL-6）参与了COVID-19的生理反应和病理反应(例如“细胞因子风暴”)。因此，对于用于风湿性疾病的细胞因子抑制剂是否有效治疗严重COVID-19，以及其长期用于风湿性疾病患者是否可能改变感染进程，我们非常感兴趣。然而，人们质疑细胞因子风暴在COVID-19诱导的器官功能障碍中的作用，因为在重症和危重型COVID-19病例中，细胞动力学的程度要小于其他与细胞因子产生升高相关的疾病所见的程度，例如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诱导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和非COVID-19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为了探讨细胞因子抑制剂是否可以调节感染风险，Simon等人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了德国巴伐利亚州793名IMID患者中的SARS-CoV-2血清阳性率，其中534例接受细胞因子抑制剂，359例未接受细胞因子抑制剂。总体而言，血清转化率很低。只有46人（占总人口的2.2％）检测出抗SARS-CoV-2 IgG抗体呈阳性。与健康个体相比，未接受细胞因子抑制剂的IMID患者的阳性率没有差异（相对风险（RR）1.21；95％CI 0.50-2.90），但在接受细胞因子抑制剂的IMID患者中阳性率显著较低（RR 0.32；95％CI 0.11-0.99）。与健康人相比，IMIDs患者旅行或接触感染者的可能性较小，但这些行为与使用细胞因子抑制剂无关，表明这些疗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对COVID-19的易感性。也有报道称，SARS-CoV-2 IgG抗体滴度与COVID-19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相关性，这可能表明接受细胞因子抑制剂的患者可能暴露于SARS-CoV-2感染，但没有出现症状性疾病。不幸的是，Simon等人的研究中病例数太少，无法就抗细胞因子疗法在COVID-19疾病严重程度中的作用得出任何更具体的结论，因此必须注意不要过度解释这些数据， 因为事实上接受和不接受细胞因子抑制剂的IMID患者之间，其血清转化率没有明显差异（重叠置信区间）。

最后，COVID-19全球风湿病联盟(C19-GRA)的第一份出版物研究了与600例COVID-19风湿性疾病患者住院相关的因素。C19-GRA主办了一个国际数据库，旨在从风湿病提供者那里获取风湿病患者COVID-19结局的详细数据，以解决与严重疾病相关的因素方面的知识空白。自2020年3月启动以来，通过其欧洲和全球登记系统已报告了全球5000例病例。在Gianfrancesco等人分析的600例病例中，277例(46%)需要住院。与普通人口一样，年龄较大和存在其他潜在的健康状况是与住院相关的因素。羟氯喹的使用与住院治疗无关（调整比值比（OR）为0.94；95％CI为0.57-1.57），但使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每天泼尼松龙当量≥10μmg）与住院治疗有关（调整为OR 2.05；95％CI为1.06-3.96）。该研究还包括对DMARD暴露进行初步分析，发现与未接受DMARD的患者相比，接受生物DMARD（以最常见的TNF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住院的可能性更低（调整后的OR为0.46；95％CI 0.22-0.93）。由于C19-GRA数据库的设计，无法断定该观察结果是归因于未接受DMARD的患者的死亡率高于预期死亡率，还是归因于生物DMARD的保护作用。风湿病诊疗机构也可能会更密切地跟踪接受某些疗法（例如生物DMARD）的患者，因此轻度病例可能会更引起风湿病学家的注意。在风湿病门诊少见的患者可能只有在住院后才会引起风湿病医生的注意。像Williamson等人和Simon等人的研究一样，应避免以因果关系解释本研究的结果。

风湿病患者中许多关于COVID-19的问题仍未得到解答。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来了解风湿性疾病之间的差异风险，与使用各种类型的DMARD相关的个体风险以及该人群中COVID-19的长期影响，以便为未来的社会行为或治疗决策提供建议。现在还处于初期，随着越来越多的病例（不幸地）出现，我们将继续了解这种新型感染。